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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任正非的船

    类别:工业管理       2020-12-28 | 60阅读       标签: 企业管理   

    创业早期的任正非,总会给人一种莫名的信任感,但凡见过他的人,几乎都被征服。


    1米8的个头,微微络腮胡,头发乱蓬蓬,衣着也不讲究,看起来有点土。


    不过,讲起话来很中肯,从来不说套话虚话,而是会直接告诉你,他能给你带来什么利益。


    尤其是他的目光,一看就是一双没有经历过商学院和总裁班的眼睛.....


    那种质朴,让人踏实。


    任正非也经常说自己是个“农民”,甚至有时会知行合一。


    有一次,他约见一批邮电局的客户,越讲越兴奋,竟然脱下袜子,一边抠脚,一边慷慨陈词。


    手下们面面相觑,会议室弥漫着尴尬的气氛。


    任正非有时又特别的gentleman,即使在国内入住宾馆,只要遇到服务员提行李、送水果,他都主动给小费,在中国的商业大佬中,他大概是唯一这么做的。


    在群体意识中,我们总能轻易地给商业大佬们打上一个标签。比如:


    马云,口才最好的老师;

    马化腾,产品经理的鼻祖;

    张一鸣,行走的算法机器人;

    刘强东,最有女人缘的企业家;

    ......


    但是,你却很难用一个标签去定义任正非,他是如此的复杂,甚至充满矛盾。

    这大概既是一种人格特性,也是时代留下的一种烙印。


    01“苦难”二字,如影随形


    任正非生于贵州,但祖籍却是浙江金华。

    提起金华,让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“金华火腿”,而任正非的祖辈,还真就是做火腿的。

    他爷爷叫任三和,在金华黄宅镇制作火腿,小有名气,生意兴隆,不仅能养活一家老小,还有足够的闲钱盖一栋四合院。

    1910年11月16日,任三和喜得一子,名木生,字摩逊,这位就是任正非的父亲。

    任三和一直想让任摩逊继承自己的火腿大业,但是那时正值思想启蒙,年轻的任摩逊更相信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,他不顾父亲的反对,考入了北平民大经济学专业。

    然而,命运多舛,在大三时,父母双双离世,对火腿生意完全不了解的任摩逊,也无法守住家业,只能辍学,去职业学校当老师。

    后来阴差阳错,他进了一家国民党军工厂当会计,后来因为参加了一些进步活动,被日伪特务盯上,任摩逊感觉到危险的临近,便一路漂泊,最后落脚在贵州的安顺,继续教书。

    也是在这个时候,任摩逊认识了小自己17岁的程远昭,她高中毕业,在当时绝对算得上高学历的新女性。

    两人很快相恋结婚,并在1944年10月25日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:任正非。

    任正非曾回忆往事,说自己家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:

    “我们家炒菜是有盐的......”


    然而,随着四个弟弟和两个妹妹的到来,盐是有,但是粮食却不够了。

    身为数学老师的程远昭,马上采取了一种科学的方法:分餐制。

    每顿饭,每人定量分配,不能争抢。

    这样虽然大家都吃不饱,但是不会把弟弟妹妹饿死......

    看到这里,你也许会觉得有点惊悚,然而这些都来源于任正非的自述。

    与此同时,他还写到:

    我真正理解“活下去”这句话的含义。


    曾几何时,“活下去”变成了一句安慰性的口头禅,而在那时,对于任正非一家,却是一个严肃的生存哲学。

    一家9口人,被盖不够,只能2-3个人共用一张,后来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,不得已要带走一张,这样一来,家里更紧张了,共用的被盖,只够盖腿。

    任正非还得有床单,但是家里的床单一直在用,真不能再拿了,母亲便去学校捡了一些毕业生丢掉的破床单,拼接缝补,洗洗干净,拿给任正非用。

    任正非很爱惜,一直用了5年。

    所以,每每提起儿时往事,任正非常常会交汇出两种情感:

    一种是对母亲由衷的敬爱;

    一种是对苦难生活的感慨。

    只是大概任正非自己也没想到,“苦难”二字竟然始终对他不离不弃,如影随形。

    02、忧患重重


    十年浩劫的到来,让任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坎。

    那个时候,盛行学生“教育”老师。

    任摩逊作为一名教师,在国民党军工厂的经历被挖了出来,游行、泼墨、戴高帽,一通折腾。

    一次,由于任老师说了句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”,便被一名学生指责是在宣扬孔孟思想,任老师刚想辩论一下,那学生却抡起一根柴棒砸了过来。

    没曾想,任老师的后背竟然很结实,把柴棒震成了两截。

    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,任老师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,但是一想到还有七个孩子,便默默吞下苦水。

    在父母的刻意隐瞒下,远在重庆的任正非毫不知情,直到有一天,遇到一位贵州老乡,才知道父亲的遭遇。

    他想回家看看,但是没钱买票,于是心一横,扒上了一趟火车。

    结果遇到查票的,那时还没有文明执法一说,任正非挨了顿打,然后被赶下了火车。

    他在车站里寻找下一个目标时,又被车站人员胖揍了一通......

    经历千辛万苦,小任同学才逃票成功,回到了家里。

    父亲看着伤势比自己还重的儿子,很心疼,但是马上又清醒过来,如果任正非回来被发现,一定会被连累。

    所以,第二天一大早,父亲便叫他赶紧回学校去。

    看到任正非鞋子已经千疮百孔, 几根脚指突兀地露到外面,父亲便把自己那双翻毛皮鞋脱下,让儿子穿上。

    并安慰他:家里的事不用管,要努力学习知识.....

    任正非没绷住,泪水飚了出来。

    后来每每说起这件往事,任正非都会忍不住的流泪。

    大概是这样吧,有时让我们泪流满面的,不是生活的毒苦,而是一个小小的关照,或者一句简单的安慰。

    这也可以看出,父母在任正非心中的地位,以及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    可惜的是,在1995年,任摩逊在昆明的街头,买了一瓶过期饮料,喝完后便狂泻不止,最后全身器官衰竭逝世。

    2001年,任正非随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朗时,母亲外出买菜,被车撞倒,对方逃逸,抢救不及时。

    虽然任正非想尽一切办法赶了回来,还是没见到母亲最后一面。

    这件事对任正非的影响很大,他由此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——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也是在那个时期,他正面临着内忧外患,其中就包括李一男的“背叛”。

    也许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任正非针对各路的反击才如此的彪悍凶猛。

    03、入党和成家


    《棉花帝国》一书曾说起,棉花这个小小的玩意竟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的经济。

    任正非上大学那会,中国的棉花产量只有区区的4000万担,也难怪一家几口要共用一个被盖。

    为了突破这个困局,国家兴建了很多化纤厂,生产一种棉布的替代品:的确良。

    而参加化纤厂建设的,很多都是工程兵,任正非就是其中一名。

    大学毕业后,任正非在一家工程公司做了6年,之后便响应国家号召,应征入伍,参加辽阳石油化纤厂的建设。

    这一干就是11年,期间还因为两次填补国家科研空白,被评为“标兵”。

    这种对知识技术的执着,始终贯穿于任正非的生涯,华为强大的研发能力也许就来源于此。

    1978年3月,任正非迎来了入伍期间最高光的时刻,当时有个全国科学大学,全国选拔了6000名技术能手,名单中就有任正非的名字。

    只是在开党员会议时,任正非一个人在花园里溜达,被一位领导看到,质问他为啥不参加会议?

    任正非很诚实地说:“我不是党员......”

    领导很震惊,来参加这个级别会议的人,怎么还有人没入党?

    于是给任正非的上级打了一个电话,要求高度重视这个问题。

    任正非开完会,刚刚回到部队,就遇到一个叫做许国泰的记者,说要和他散散步,一起聊聊。

    任正非说:“身上这套衣服穿好久了,去换身衣服......”

    许国泰便随他一起来到宿舍,并看到令人惊讶的一幕:

    任正非从床底扒出一堆没洗的衣服和袜子,挨个闻了一遍,选择了一套气味温和的,穿到了身上......

    当时的任正非并不知道,许国泰的真实身份是他的入党考察人,多年后两人再见面,说起此事,谜底才揭开。

    只是许国泰并没因此扣减任正非的形象分,向上级汇报时他说:

    任正非同志尽心钻研技术,甚至没有功夫料理个人生活......


    事实上,那时的任正非确实很忙,两个孩子都还小,需要照顾,太太孟军又是那种比较刚烈的性格,以前曾是重庆30万Red Guard的政委,想必很难给家庭太多的精力投入。

    1971年两人通过他人介绍,成为夫妻,第二年长女任晚舟出生,因为长得胖胖乎乎,小名胖胖。

    4年后,长子任平出生。

    16年后,任晚舟改随母亲姓,更名孟晚舟,据说任平也曾叫孟平,只是后来又被改回任平。

    华为副总裁李玉琢曾说任正非的脾气很爆燥,但他也见过任总温柔的一面。

    那是在任正非家里,儿子任平从外地打来的电话,任正非的语气让李玉琢一度怀疑自己的耳朵:

    他居然用我从未听到过的、温柔至极的声音和儿子讲话。


    04、来到深圳


    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,经济之火先从南边燃起,孟军也在这个时候去了深圳,参与南油集团的筹备。

    那时的大背景是百万裁军,而任正非也想一家团聚,于是在1983年南下,来到深圳,加入南油集团。

    只是职位与太太相差很远,只谋到一个南油下属的小电子公司副经理的职务。

    满心抱负的任正非当然不太满足现状,于是越级给南油集团董事长写了一封信,虽然不及“万言书”壮观,但也是蛮大胆。

    他希望给自己单独管理一家公司,并立下军令状。

    南油董事长并没有“建议此人去看病”,而是采取体系内比较常规的做法:无视。

    这使得任正非越发地郁闷,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,他决定做一笔大买卖:倒腾电视机。

    没曾想,商界比江湖还险恶,200万的货款被骗了。

    这个数额在当时太大了,必须有人为这事儿负责,南油集团便把他除名。

    那又是一段灰暗的日子,一位43岁的中年男人,被主流社会抛弃,和一家几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屋,前途渺茫,岁月无光。

    没人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,而更严重的问题,是此时他的地位与妻子太悬殊,这种间隙似乎已经无法弥补,两人最终以离婚收场。

    后来,任正非又有过两次婚姻,第二任是姚凌,第三任是苏薇,这两位都曾是华为的员工。也有不少关于“左非右芳”的传言,当然这类私事儿,很难说得清楚。

    不过无论怎样,任正非即使和孟军离了婚,两人还是保持着不错的关系,华为早期的发展,也得到过孟军的帮助。

    2018年,孟晚舟被加拿大监禁,孟军第一时间飞往加拿大安抚女儿。

    任正非不能去,他说:

    “有她母亲在,我就很放心了。”


    05、“华为”应运而生


    1987年,深圳蛇口工业区到处都是搭着简易围墙的施工项目,那些围墙上,还有一些励志的标语。

    其中,有一条是“中华有为”,那时的任正非刚刚筹集了2.1万元,准备开家公司,名字还没想好,看到这条标语后,“华为”两字应运而生。

    10月,在深圳湾两间简陋的办公室,一家名为“华为”的公司诞生了。

    随后任正非和5位合伙人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问题:

    到底做点什么好呢?

    你可能不知道,华为第一份生意竟然是减肥药,可是那时深圳还没那么多外来人口,本地女孩都瘦得像麻花,谁买减肥药呀?

    无奈之下,又开始卖火灾报警器,可这玩意太高端了,直到现在都还没普及,又是失败。

    任正非甚至一度差点去做墓碑生意,可见当时华为实在是无路可走了。

    我之前曾说过,合适的人要有合适的土壤,无疑深圳就是那片合适的土壤。

    因为离香港近,能见识很多先进的玩意,任正非在一朋友那里见识到了一个叫做“程控交换机”的东西。

    这玩意相当于电话系统的中枢大脑,中国还没有,全靠进口,一套机器售价7.5万元。

    而彼时,大陆经济逐渐沸腾,电话用户也开始激增,对技术敏感的任正非马上意识到,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。

    通过一些关系,他找到了香港鸿年的老板梁琨吾,这位老板对任正非考察后,觉得这哥们挺实在,于是直接给了1个亿的货,还交代:

    “货款,你们可以先周转,不紧张时再还我......”


    嗯,这么大方的香港老板还真是少见,任正非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

    此时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就显现了出来。

    当时任正非已经拥有不少电信客户,而香港的货源也很稳定,稳扎稳打,每年都会收入丰厚。

    如果再有些经济头脑,去投资些房地产,估计现在的任正非,会像多数深圳第一代爆发户一样,每天睡到自然醒,然后到观澜湖与朋友球叙一番。

    但任正非选择了一条难走的路,他不甘只做一名倒爷,他要自己研发产品。

    这个小小的决择,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旋律,也如同在时代的山脊上炸开了一个口子,很多人,很多事,也因此改变。

    06、“别人家的孩子”


    任正非在重庆读大二时,远在1700公里外的福建莆田,一位名叫郑宝用的孩子诞生了。

    这又是一枚“别人家的孩子”,即使到了高中,数理化也没考过97分以下。

    和其他莆田人不同,他对高仿鞋和传统医术并不感兴趣,让他充满好奇的是另一种东西:激光。

    高中时,他看了一部名为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的电影,开始对激光着迷,按说他的成绩,考清北问题不大,但是填报志愿时,看到华中理工大学有激光专业,他才选择去这家院校.....

    在追溯这些历史往事时,我总有一种唏嘘感,那些逆去时光中的点点滴滴,散乱却又严密地组成一个个齿轮,它们相互咬合,推动一个系统的前行,倘若失去任何一个点滴,当下便不再是当下的样子。

    正如一部电影改变了郑宝用的选择,在华中理工大学(后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),他结识了一位叫做郭平的学长。

    那时为了搞研发,任正非和高校搞得很热乎,希望能引近一些先进的技术。

    一次,华中理工的教授派郭平去华为洽谈,和任正非聊完,郭平便决定不再回去。

    与此同时,郭平还“忽悠”同学郑宝用来华为溜达溜达,此时的郑保用已经考上清华博士,只是来开开眼界而已。

    但是,和任正非聊完,郑宝用也决定不去读博士了,直接加入华为。

    我们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魔力,居然能留住一个又一个远方的客人。

    我们知道的是,正因为了有郑宝用,华为才是如今的模样。

    华为最早研发的产品是BH01、BH02,这类编号会把你绕晕,你只要知道这是两款早期的通信交换机就行。

    虽然说是研发,但其实是把零件买回来拼装。

    用现在的话讲:没有核心竞争力。

    直到研发出BH03,这个产品才首次融入华为研发的核心技术。

    但这个产品也有局限:是24门的,只能带24个用户。

    正是郑宝用的加入,才研发出一款名为HJD48的交换机。

    这款产品不仅能带48个用户,而且采用了更先进的技术,可以在这个基础上,不断迭代产品。

    最终可以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诞生了,这是华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。

    HJD48帮助华为在1992年实现了1个亿的收入,也正因为有了这笔收入,在年终总结会上,任正非才会老泪纵横地说:

    “我们活下来了。”


    台下的很多员工也不停地抹泪哽咽。

    郑宝用,作为华为的二号员工,建树当然不仅这些,后来另一个里程碑产品C&C08,也是由他主导研发的。

    任正非曾一直固执地拒绝做手机,还呵斥大家,谁再提这事儿,谁下课。

    也是郑宝用做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,才改变了任正非的想法,也才有了华为手机和余承东的辉煌。

    事实上,目前还在华为的人中,只有两个人敢顶撞任正非,其中一个就是郑宝用,毕竟他是任正非最亲近的人。

    郑宝用一度还负责任平的学习,在这位准博士的辅导下,任平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高。

    华为副总裁刘平,曾听到任平给父亲打电话,兴奋地说:

    我这次考及格了......


    后来任平突飞猛进,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,想必也和郑宝用的辅导有很大的关系。

    在郑宝用的辅佐下,华为迅速完成了进化,从一家小贸易公司,蜕变成一家举足轻重的巨无霸。

    2001年,华为销售额达到225亿,海外业绩突破3亿美元。

    然而,2002年,郑宝用被查出脑癌,而此时的任正非,也因为癌症做了两次手术。

    这一年,华为也迎来至暗时刻,业绩首次下滑,被思科控告,李一男独立门户,国内竞争者的阴招......

    郑宝用要去美国治疗,任正非亲自去机场送行,离别时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,相互鼓励,起身时却都已泪流满面。

    我们不知道两人都经历了什么,我们只知道,吸引我们的那些意气风发,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茧,里面包裹的尽是苦难和不堪。

    07、人才策略


    谈及华为的成功,就不得不说华为的人才策略,尤其是在早期,任正非但凡遇到技术人才,眼睛中都会闪烁出“I want you ”的弹幕。

    一开始,是和高校谈合作,那时高校派去华为的人,很多都是有去无回。

    1992年,邮电系统在西安主办了一个程控交换机学习班,去的都是这个行业的技术牛人,任正非得知后,也派人参加。

    不过主要目的不是学习,而是去挖人。

    派去的人也很卖力,经常组局约大家坐坐,还泡在别人的宿舍里,很温馨地唠嗑。

    这种重点捕捞的方式果然奏效,他们挖到了几位大神,其中就包括为华为立下汗马功劳的毛江生,他现在是华为高级副总裁。

    还有徐文伟,也是在那个学习班挖来的,现在他是华为集团的董事会成员。

    有传言说他是孟晚舟的第一任丈夫,但负责任地说,他真不是。

    当时加入华为的人,还有很多是“自投罗网”。

    比如,华为的前副总裁刘平,当时因为厌倦了一眼望穿的教师生涯,想来深圳闯一闯,他无意间在《深圳特区报》上看到了华为的招聘,就想去试试。

    最后面试刘平的是郑宝用,他说:“在华为工作,不需要搞关系,好好干就会有回报。”

    这句话彻底打动了不擅于搞关系的技术直男刘平,他决定留在华为,专门从事研发工作。

    刘平说,当时像他这样的人很多。那些人就是华为早期的中坚力量。

    所以,我一直认为,华为如果不是起步于深圳,可能也很难崛起得如此迅速。

    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,在深圳生意做得很好,便在内地设立了一家分公司。

    然而,同样的管理,同样的业务,就是做不起来,他总结原因说:

    关键是人的因素,深圳员工更敬业,内地员工混日子的太多了......


    他问我,差别为啥那么大?

    我说:这个很好解释,来深圳发展的人,都是放弃安逸,奔着改变命运而来的,这个城市已经帮你把人才过滤了一遍。

    早期的华为,很容易印证这个道理。

    当时华为搞研发的人,都在深意大厦办公,虽然也有宿舍,但很多人都是吃住在那里,一两个月不出门。

    长期酷热的深圳,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办公室,交换机散发着噪音和热气,房间里漂浮的荷尔蒙和汗臭味,惹得花斑蚊子很放肆,连蚊香都失去了作用。

    被咬怕了,一位聪明的工程师模仿鲁迅,拿起一个套机器的塑料罩,把自己包起来,只在口鼻处挖了1个洞,在这个呼吸不止的地方,蚊子竟无从下手.....

    其他人看到后,纷纷效仿。

    当时大厦管理处一个工作人员,晚上来拿东西,路过华为门口,脚步声让大家同时抬头......

    在夜深人静的夜晚,被一堆塑料罩凝视的场景,让这人事隔多年还心有余悸。

   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桥段,鬼知道这些研发人员都经历了什么。

    当然,这些辛苦都是有回报的,就连后来和华为打官司的刘平,也承认华为薪水真够意思:

    1993年2月27日,我带着一箱行李,来到了深圳,身上只有500元,连回上海的飞机票钱都不够了。


    我做梦都没想到,八年多后,我离开华为时会有上千万的身家。


    2001年身价上千万的打工人能有几个啊,而华为却出了不少。

    其中就包括刘平的顶头上司,天才少年:李一男。

    08、重才惜才


    在一次华为高层干部会议上,任正非曾说:

    “郑宝用和李一男,一个是比尔,一个是盖茨。只有两个人合在一起,才是华为的比尔·盖茨。”

    由此可见,李一男在当时已经可以和郑宝用分庭抗礼了。

    事实上,李一男刚进华为时还很稚嫩,他15岁就进了华中科技少年班,研究生快毕业时也才21岁。

    那时他来华为实习,郑宝用看到这位瘦小的男生,便叫他过来:

    “你初中毕业了吗?”


    李一男羞涩地回答:

    “我在华中科技读研,快毕业了......”


    郑宝用这才发现,李一男和自己是校友,郑宝用也没想到,这位腼腆的少年竟然成为自己日后的劲敌。

    李一男进入华为后,像是开了外挂:

    半个月,就成为主任工程师;

    半年,就任中央研究部副总经理;

    两年,被提拔为华为公司总工程师;

    27岁,成为华为副总裁。


    李一男之所以像坐了火箭一般,是因为他在技术领域确实牛掰。

    他和郑宝用一起研发C&C08交换机时,提出采用SDH技术,仅这一项创举,就让华为交换机奠定了江湖地位。

    这也使得C&C08交换机一举拿下13亿元的订单,在此之前,这些业务都属于国际通讯巨头贝尔。

    而且,李一男的眼光也很独到,当时华为正处在CDMA和GSM选择岔路,李一男坚持认为GSM更有发展前景。

    理由是:CDMA是美国的专利技术,万一哪天中美关系不好了,必然受制于人,而GSM没有专利限制,发展空间更大。

    与此同时,在日本PHS技术和欧洲DECT的选择上,李一男押宝DECT。

    理由是:这项技术支持3G,而3G才是未来。PHS只能做小灵通,这只是一个过渡产品。

    当时华为因此损失了一些市场和生意,但是长远来看,这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。

    卓越的技术和前瞻的眼光,让任正非对李一男很器重,一路提拔,甚至称为“干儿子”,大家都觉得李一男会是任正非的接班人,他也因此有了个“华为太子”的称号。

    李一男刚刚任研究部副总时,还很青涩,开会讲话时很紧张,声音很小,眼睛也不刚直视员工,甚至手还不停地发抖。

    但当李一男位高权重时,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,至少外人看来如此。

    王首富曾说:心和舞台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。

    其实,脾气和舞台也是一个逐渐放大的过程。

    后来,李一男嗓门变得大了,气场也足了很多。

    一次他带队去拜访客户,客户问到:

    “山东冬天很冷,基站会不会有影响?”

    一位技术人员说:“我们在东北、内蒙古那么冷的地方都没事,山东也不会有问题。”

    李一男听完很生气,在交流会上就大声呵斥他:

    “哪有这么和客户说话的,你马上给我离职!你要准确说出零下多少度不能用。”


    其实,技术人员并没啥错,李一男说的这些数据根本没有,但是大家都害怕李一男的暴脾气,于是把那位员工调到了其他部门,让他消失在李一男的视野里。

    李一男那时的惯用口头禅就是:

    “你信不信,我炒掉你?”


    以至于1999年大年三十,公司聚餐,喝高了的李一男打的士回家,竟差点和出租车司机打起来。

    李一男打电话叫员工过来“帮忙”,众人赶到后,李一男已经醉瘫,的士大哥困惑地问到:

    “这哥们是谁呀?刚才一直说要炒掉我......”


    风生水起的李一男,一度和郑宝用上演了几出宫斗大戏,最后任正非出来调节才算没继续恶化。

    而这位华为太子,遇到另一位太子时也不怎么给面子,任平曾想安排一个朋友到李一男下面,被拒绝了,任平很火大,拍着桌子大骂。

    后来李一男被任正非从技术研究部调任市场部,从事产品推广方面的工作。

    他觉得这简直就是流放,同时任正非对孙亚芳的重用,也让李一男断了一些念想,思来想去,最后决定独立门户。

    当他把准备离开的消息告诉刘平时,不擅于搞关系的刘平很单纯地问道:

    “你不是老板的接班人吗?怎么会要走呢?”


    李一男苦笑一声,说:

    “哪里轮得到我呀......”


    没有人知道任正非对李一男到底是什么态度,我们也搞不清“流放”到市场部到底是雪藏还是锻炼?

    郑宝用也曾被放到一个清水衙门:战略规划部,但后来还是被再次重用。

    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,年轻的李一男心真的很大,甚至想再造一个像华为一样的公司。

    后面的桥段大众都已知道,李一男成立港湾公司,挖了不少华为的骨干,成为华为的竞争对手。

    任正非的反击异常地凶悍,他专门拨出4亿元成立“打港办”,但凡遇到港湾的单子,亏钱也要拿下,谁把单子输给港湾,马上下课走人。

    所以,那时客户一听说华为和港湾同时来竞标,就高兴得不得了,因为价格会低到难以置信。

    港湾挖角华为,华为也反挖角。任正非出资1000万,把港湾光通信设备的15个研发人员全部挖走。

    任正非还专门交代要善待这些人,但是人的潜意识有时很难转变,一位前港湾员工来华为后提了一个意见,结果华为一高管很生气:

    你们这些战俘,事儿怎么这么多呢?


    这话伤害度不高,但侮辱性极强,那位高管也因此受了处分。

    港湾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,准备出售给华为的老对手西门子,就在这时,华为开始大面积起诉港湾知识产权侵权。

    西门子一看,这么多破事,就赶紧闪一边去了,也没有别人敢来接这烫手的一棒,最后港湾只能在2006年6月卖给华为。

    在签署的协议中,华为执意一定要多加一条:

    李一男本人必须回到华为上班,锁定期两年。


    据说华为还特意为李一男准备了一间有特色的办公室:全透明的玻璃房。

    很多新员工都会前来一睹风采:“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一男......”

    我们不知道这两年李一男是怎么度过的,两年一到,他就立马离开了华为,去了百度,又去了12580,后来又去做投资,那个小牛电动车他就有参与。

    可惜到了2016年,李一男因为内部交易而锒铛入狱,叱咤风云的开场,唏嘘暗淡的落幕。

    李一男的做法以及任正非的手段,经常会被拿来讨论,还会被大众用道德标尺来丈量。

    事实上,商战就是一场既定规则下的肉搏,只有胜负,没有其他。

    想起《安德的游戏》中的一个片段:

    安德被一伙人欺负,他只打带头的小胖子,放倒对方后,还猛击对方的头部。


    教官问他:“既然对方已经失去还手能力,为啥还不停手?”


    安德说:“前面的攻击,是防御性的,后面的攻击,是策略性的,这样他和他的同伙就不敢再招惹我了。”


    09、能驾驭,才能重用

    有人说李一男的暴脾气是继承了任正非的衣钵,虽然这不是一种基因传递,但是耳濡目染中,很难不受影响。


    任正非脾气确实很暴躁,骂人时一点情面都不给。


    一次华为要接待一个国家级大领导,几位副总裁连夜准备汇报材料。


    任正非看了几行,就摔在了地上,吼道:


    “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!”,他光着脚,来回踱步,边走边骂,总裁办主任严慧敏憋不住,当场就哭了。


    后来,郑宝用赶来,重新写了材料,任正非这才满意。


    还有一次,在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,任正非听完一位总监的汇报,说到:


    “你长进非常大!”


    汇报人幸福得有点眩晕,众人纷纷投去祝贺的目光,此时任正非又说:

    你从特别差,变成了比较差......


    据说这位总监用了一生来治愈这一分钟......

    因此,很多华为的干部都极其惧怕任正非,能躲就躲,不过也有不怕的人。

    李玉琢有一次去任正非家里,一进门,任正非就问他:

    “你办公室里的人是谁啊?”

    李回到:“一个秘书,刚被辞退了,正收拾东西。”

    任正非说:“她怎么骂人?”

    李玉琢赶回去,问那秘书是怎么回事?

    小秘书很得意地还原了当时的场景:

    “接到任正非的电话,问李玉琢去哪儿了?

    我说,谁知道他死哪里了?

    他骂我混蛋,我也骂他混蛋......

    你们都怕他,我可不怕......”


    这大概是有史料记载以来,第一个敢和任正非对骂的员工,不,前员工......

    之前说了,现在还在华为的人,只有两个敢和任正非顶撞,一个是郑宝用,而另一个是孙亚芳。

    曾有一次,孙亚芳主持一个干部会议,任正非走进来,直接点名批评了一位在座的干部。

    会场一片寂静,没人敢吱声,孙亚芳却当着众人的面进行了反驳,说:

    “老板,你不了解人家,不要用这种眼光看人。”


    任正非也没生气,说:“好吧,好吧,你们接着开,我走了.....”

    孙亚芳,前华为董事长,刘平曾写过孙亚芳当选董事长的经历。

    那是在深圳麒麟山庄召开股东代表大会。

    会议的主题是选举公司董事长,候选人只有一个:孙亚芳。

    当时有一些反对意见,休会期间,任正非便单独找一些高层谈话。


    后来很顺利地全票通过,孙亚芳正式成为华为董事长。


    晚宴上,任总很开心,一反常态的频频向大家敬酒,自己也喝了很多......


    孙亚芳比任正非小11岁,也是贵州人,曾有传言,未入华为之前,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孙亚芳,曾帮华为获得贷款,让华为渡过了难关。

    由此可见其背景也不一般。

    当然,能在华为众多优秀人才当中脱颖而出,孙亚芳的能力自不用多说。

    不过,背景和能力固然是委以重任的主要因素,但是作为老板,用人的终极法则是:

    能驾驭的人,才能重用,倘若不能驾驭,那么前面两点反而会有负作用。

    1996年,华为发起“集体大辞职”运动,有7000人递交辞职报告在接受组织的评审后,再行签约上岗。

    就是孙亚芳率先吹响了号角,作为市场部的负责人,亲自带领26个办事处主任,向公司递交两份报告:一份辞职报告,一份述职报告。

    这种“主动辞职,重新竞聘上岗”的做法得到任正非的高度评价:

    市场部集体大辞职, 对构建公司今天和未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......


    事实上,孙亚芳的整个华为生涯,都在扮演这种清道夫的角色,她一直是任正非决策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。

    任正非不方便出手的事,孙亚芳要利索地办了,任正非信马由缰的想法,孙亚芳也要接着扛着,并把这些想法落地。

    所以,大家都说孙亚芳是最懂任正非的人。

    她在位期间,不仅在对外宣传上弥补了任正非粗犷的一面,而且,对内也建立了人力资源考评体系,狼性营销文化,以及引进IBM集成产品研发流程。 

    人力资源、市场、研发,是华为的核心铁三角,每一个都有孙亚芳的主导和参与,足以见得孙亚芳在华为的地位。

    直到现在,华为传阅的文件上,只有孙亚芳和任正非能够署名“某总”,其他人都得署全名。

    不过,你千万别指望孙亚芳在工作时贤淑雅致,事实上,她的严苛和任正非有得一拼,训起人来也是劈头盖脸,不留情面。

    除了轮值CEO徐直军敢顶她两句外,所有高层看到她都是颤颤巍巍,溜着墙走。

    这也许就是大企业的一个共性,大领导们仿佛一个个黑洞,当靠近你时,会瞬间吸走你所有的愉悦感,扑面而来只有压迫和窒息。

    “训文化”一度在华为内部引起广泛的讨论,孙亚芳还写文章专门提到:

    “华为公司的年轻管理者要切忌发脾气,靠训斥下属是树立不起威信的。”


    这句自觉自省的表述后面又跟了一句略煞风景的话:

    “在华为,只有公司总裁有资格发发脾气……”


    不管怎样,孙亚芳在华为都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,直到2018年,才把接力棒交给了梁华。

    所以,如果说任正非代表着华为由0到1,郑宝用代表华为建立核心竞争力的过程,那么孙亚芳就代表着华为体系化的进程。

    10、一个开天辟地的决定


    事实上,华为是近10年才被公众所熟知,早期一直默默无闻。

    2000年为了考托福,我去上夜校,几次遇到同一个小姐姐坐我旁边。

    后来,她说:“咱俩这么有缘啊,认识一下呗....”

    递过来一张名片,上面写着“华为采购部”,她接着说:

    “我看你每次都来得比较早,以后你帮占位,我就坐你旁边好吗?”

    我言辞犀利地拒绝了她:

    “我最讨厌别人霸座位了,想坐好位置,你可以来早点!”

    这其实只是说辞,主要是因为我根本没听说过华为这个名字,那时主动递名片的,不是搞推销的,就是搞传销的。

    大概多数人和我一样,那时除了通信行业的人,很少人知道还有华为这样一家神奇的公司,直到华为开始做手机,任正非以及华为才广为人知。

    任正非是个专注的人,他始终坚持应该扎根于通信行业。

    华为内部曾多次有人提议进军房地产,他都极力喝止:

    “华为坚决不做房地产,谁再提,谁下岗!”

    类似的话, 董明珠也说过:“大家发现炒房那么容易,谁还来做实业?”

    只是董明珠刚说完没多久,格力集团就成立了地产公司。

    任正非一开始对手机也非常排斥,直到3G网络的出现。

    2002年10月,华为3G项目组的张利华意识到,中国将迎来一次“手机革命”,华为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就太可惜了。

    于是她借一次研讨会,斗胆向任正非建议,结果任总大发雷霆,拍着桌子说:

    “这事儿以前早有定论,怎么还提!”,会场寂静一片,张利华觉得捅了窟窿,做好了离职的准备。

    然而,2个月后,张利华突然接到通知,要召开手机立项会,让她做份汇报材料。

    会上张利华一边小心翼翼地做汇报,一边偷瞄着任正非,任总表情平和,听完汇报后,对财务副总裁纪平说了两句话:

    第一句:“纪平,拿出10个亿做手机。”


    第二句:“中兴都没做成,我们要不一样,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来做。”


    一个开天辟地的决定,就这两句话就搞定了。

    当然在这之前,郑宝用和徐直军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,而任正非最终听从了他们的建议。

    你说“专注”和“固执”到底有什么区别吗?估计没人能说清,就像没人能说清“灵活”和“多变”的区别。

    那些做成大事的人,似乎总能在两个极端之间,恰如其分地寻找到一个平衡点,而我们也只能以后视镜的方式来进行解读。

    任正非这种专注下的宕开一笔,直接把余承东送上了历史舞台。

    余承东,安徽人,93年加入华为,后来是无线事业部的老大,只是这个事业部主要拓展海外业务,所以在从事手机前,外部人很少听过余承东的名字。

    但是这哥们带领的无线事业部,曾横扫欧洲,助力无线产品收入跃居世界第二,逼近爱立信,余承东也因此深得任正非的赏识。

    余承东属于那种神经粗壮的人,大大咧咧,敢想、敢说,敢干,脸皮厚。

    据说,他刚刚加入华为时,就拿别人的座机给任正非打电话:

    “老板,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,叫CDMA......”

    任正非没建议他去看病,而是让总裁办的人打电话回去,问问这人是谁。

    这世界上总有些事情无法用道理解释,都是大胆越级向领导提建议,被认可了,就是群策群力,就是勇于谏言。

    如果被建议去看病,那就是不安心本职工作,好高骛远......

    没人知道这其中的边界在哪里,我们只知道风险与收益并存。

    也许正是余承东的大胆,才会让任正非觉得他是做手机的最佳人选。

    事实上,当任正非决定做手机之后, 这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,2003年,华为研发出自己的第一款手机,名叫D208,开模模具只花了区区26.8万元。

    当任正非拿到样机时,仰天长叹,然后猛把手机摔到了地上:

    “这什么破玩意啊,丢华为的人!”

    在前8年的时间里,华为手机一直很鸡肋,主要依靠和通信行业的关系,做一些定制功能机和低端品类,利润薄、没前途。

    这显然违背了任正非“做就做好”的理念,他曾一度想把手机事业部卖掉,后来报价方给的钱太少,任总一气之下不卖了,决定来个背水一战。

    只是重症需猛药,这种僵局必须要找个能折腾的人,这时在无线事业部立下赫赫战功的余承东便成为了首选。

    11、豪横是需要资本的


    管理者和员工在认知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

    很多员工如果手头工作没有做好,会觉得是这项工作不适合自己:

    “我明明学的是法律,你让我去做市场?”

    然而,在管理者眼里,无论你现在手头上工作做是什么,只有做得出色,才有可能把你放到更重要的位置。

    因为但凡通透一点的管理者都明白,把事情做好的底层规律是一样的。

    这大概也是任正非启用余承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这个任命在当时引来不少争议,很多人认为余承东没有一点做手机的经验,靠谱吗?

    然而,余承东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这些人——就是不靠谱,咋滴了?

    余承东一上来就直接砍掉了很多低端机和功能定制机,想走智能高端路线,这不仅引起内部很多人的反对,也得罪了不少电信运营商,在欧洲,15家运营商中有14家中止了跟华为的合作。

    2012年,年底盘账,华主手机业务从原来的1.5亿台,直接降到1.2亿台。

    这让余承东在内部遭受更猛烈的非议:

    你是来救火的,还是来放火的?


    那年,华为年终奖总额125亿元,所有事业部的总裁看到账户那串长长的数字,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    而余承东年终奖一栏却异常的干净,只有一个丰满的数字:0。

    不懂手机的余承东,在手机研发的道路上也很坎坷。

    他主导研发的第一款手机叫Ascend P1,对标的是小米M1,虽然性能不如小米,但是价格却高出400多元。

    更要命的是,Ascend这个单词没人能叫的准,以至于线下店员向顾客介绍时,直接忽略这个单词:

    “这是我们的新智能手机,叫P1。”

    很多顾客一脸错愕的反问:“啥,你们的手机叫P !?”

    结果,Ascend P1的销售量还不到100万台,惨败告终。

    随后,余承东又推出一款Ascend D1手机,这款,加载缓慢,用一会就发热,除了能在冬天当暖手宝外,用户体验极差。

    据说任正非因此龙颜大怒,在一次会议上,他把这款手机直接摔在余承东的脸上,手机被弹出去很远......

    余承东看起来是要玩完啊,几个终端业务部的元老也伺机而动,搞了一场“倒余运动”,向余承东公开发难。

    关键时刻,任正非站在了余承东这一边,说:“余承东代表了我,不支持他,就是不支持我。”

    拿到尚方宝剑后,余承东乘势而为,把“倒余派”一一调离,换上自己用得顺手的人。

    就这一点来看,任正非道法颇高,摔脸归摔脸,但对余承东的支持不遗余力,所有要求,几乎都给与满足了。

    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就是:

    所有障碍我都给你扫清了,倘若再做不好,看你还能说什么。


    余承东也深领其意,于是纳下军令状:“销量一年翻三倍,否则下课。”

    在这个背景下,余承东倾注所有资源孤注一掷,把宝押在华为P6手上,成了扬名立万,败了回家种田。

    为了摆脱华为手机的直男形象,余承东将三星中国区品牌部的杨柘挖了过来,“美是一种态度”、“爵士人生”、“似水流年”这些文艺范儿广告语,就出自杨拓的手笔。

    在研发方面,更是打光了所有的子弹,近千名研发人员不分昼夜地连轴转。

    据说当时上海研发中心旁边以前是新陆火葬场,在这附近上夜班的人,经常提心吊胆。

    自从华为上海研发中心来这里以后,午夜时分还灯火通明,人进人出,附近的打工人都多了一份安全感。

    最后,P6销量一举突破400万台,此后余承东又乘胜追击,陆续推出P6S、P7等产品,每款都大卖,P7销量更是达到了700万台。

    此时的余承东一扫阴霾,扬眉吐气,在社交媒体上也会发表一些惊人的言论,被大众称为余大嘴。

    他怼过雷军,怼过罗永浩,和国外品牌更是不共戴天,余大嘴曾多次扬言,要“灭掉三星,打死苹果”,低调的任正非还专门发邮件强调不要这么说,谁再说,就重罚:

    “发现一次,罚100元!”


    我估算了一下余承东的收入,余额很充足,一年能讲几十万次。

    所以,豪横是需要资本的。

    华为智能手机,2019年市场份额38.5%,排名第一,消费者业务(主要是手机)营收4673亿元,占华为总营收的54%,这些都是余承东的资本。

    当你有了这些资本后,整个世界都会对你和颜悦色,你所有的特质,哪怕是曾经的缺点,也会变得耀眼夺目,被众人称道。

    更重要的是,你和老板变成了一种共生关系,你也能获得更多的支持,有些是物质上,有些是精神上的。

    任正非后来告诉余承东,自己的家人也开始用华为手机了。

    众所周知,任正非家人以前是用苹果的,因此余承东听到这句话后,欣喜若狂,逢人便讲:

    任总的家人现在也用华为手机了,真的!


    12、华为不仅是任正非的船


    如果你略有一点商业常识,就会发现,当下很多炙手可热的公司,并不是在“创造额外价值”,而是在“截胡内部利益”,蛋糕没有被做大,他们只是在切分原有的资源。

    显然华为不在这些公司之列,华为是一家名副其实的技术实业公司。

    华为的研发人员占比为45%,去年研发费用突破1000亿,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4%,在欧盟发布的2018年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,华为位居全球第五,比英特尔、苹果还高。

    国际专利申请件数,几年来华为也都位列全球第一,其中在2019年,华为5G通讯SEPs(标准必要专利)件数占全球的15%,妥妥的一哥。

    华为通过三十年,对技术不懈追求,换回如今的江湖地位,这大概也是世人对华为钦佩的原因。

    我不是在给华为唱赞歌,华为也许并不算完美,但是如果中国能多有几个这样的公司,“实业兴邦”四个字才真正有所依托。

    当然,这篇文章也不是在吹捧任正非以及华为的管理者,我更想让大家看到他们真实的一面,他们像普通人一样拥有喜怒哀乐,一样拥有亮点和瑕疵。

    任正非说自己提了一桶浆糊,粘住了18万人,而吴春波有更文艺的说法,他说任正非建造了一艘大船,载着十几万人,总能驶过惊涛骇浪。

    倘若如此,驾驶舱内的船长、舵手和大副更容易被我们看见,但是那些拼命划桨的水手,同样值得被记住。

    有一项统计,华为只有30%的员工可以在零点前入睡,22%的员工体脂率超标。

    2006年,一位叫做胡新宇猝死在工作岗位上;
    2014年,华为海思42岁的开发部部长王劲猝死;
    2016年,41岁的华为员工魏延政癌症去世;
    2017年,22个月没有休过假的员工齐智勇过劳死。


    这些人的故事没有过多的出现在公众媒体中,他们只留下了名字。

    华为员工在开拓海外业务时,也付出过沉重的代价:

    2002年,埃及航空飞机撞山坠毁,华为员工吕晓峰死里逃生;


    驻喀麦隆的产品经理刘胜,却没有那么幸运,2007年5月,在肯尼亚航空公司空难中遇难;


    2009年6月,法航空难,27岁员工禚佳春遇难,他刚结婚不久;


    2014年10月,马航空难,两位华为员工遇难,一位是无线解决方案部的梁旭阳,一位是马来投标中心的田军伟。


    除了这些灾难性事件,华为员工更多面对的是苦逼的日常:

    永无止境的加班、长期无休的漂泊、昼夜不分的会议、聚少离多的家庭,严苛无情的考核......

    这些大概只有华为员工和家属才能体会。

    你可能会说,他们都是奔着高收入去的,确实如此,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,追求个体和家人的幸福,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。

    关键是,还能有这样一家公司,不需要你拥有特殊背景,只需付出努力和知识,也能获得丰厚的回报,这大概就是华为的终极密码。

    也许在华为员工的心目中,这已经不仅仅是任正非的船,更是“我们的船”,仅此一点,就是多数企业无法做到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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